但朱熹哲学体系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。

[4]《复性书中》，《李文公集》卷二。范仲淹针对北宋统一后所面临的新的社会矛盾，提出了社会改革的主张，得到当时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欧阳修和一大批学者的支持。

所谓自由解经，就是摆脱经师们的章句训诂之学，从义理上进行发挥。不管作何种解释，其以无极为本、阴阳五行为精，二者妙合而产生万物，这就具有理学本体论的特点。我们认为，要研究理学的形成历史，应当考虑到这三大发展阶段。与此同时，儒家思想却处在进一步酝酿之中。理学家认为，人要认识和实现自己的本性，最重要的是反身而诚、反求诸己，即进行内心体验和自觉的实践，以克服主体同客体的矛盾。

这样就以诚为中心，把天人沟通起来，建立了初步的天人合一之学。这些都成为理学辩证法的重要内容。作者指出，在朱熹看来，人的本质既有气质方面，又有性理方面，这是正确的。

对此，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和探讨。有些学者认为，王夫之等人是理学的批判者。理学家所说的学，就是学为圣人，即圣人之学。[48]《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综述》，《浙江学刊》1987年第1期。

理学虽然讨论了很多问题，特别是建立了系统的宇宙本体论，广泛地讨论到自然界的许多问题，但理学家并不是为了建立自然哲学，而是为人性问题建立基本的理论前提，它的宇宙论哲学，从一开始就具有人学的特点。这些看法，都是有充分根据的。

理学是对新学的反动，因此，从一开始就代表了统治阶级保守派的利益，或者说，它是代表豪族地主的正宗思想。有些学者还从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、心理结构等方面考察了理学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，这就更加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。近来有些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。其最大贡献是，批判了佛、道的空、无哲学，开创了理学中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一派。

但无极和太极究竟是什么，又有不同看法。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，既然朱熹哲学存在着严重矛盾，它和王阳明心学的产生有何关系？ 蒙培元的《理学的演变》，从解剖朱熹哲学体系的矛盾开始，考察了理学演变的过程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梁漱溟先生关于儒家属世间法、佛家属出世间法[17]的说法，是很有见地的。他虽然批判了理本体论，指出理不离气，理是气之理，但理的内涵与实质，仍然是当然之则，其根源都在于天地生物之心。

这两个方面构成理的全部内容，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。这倒是二程和所有理学家所真正关心的问题。

有一些研究文章或著作，是从整个中国哲学范畴发展的角度讨论理学范畴的。[20] 用是否反对变法与新学来说明理学的产生，范围似乎太狭了一点。

事实上，唐中后期的古文运动，就是理学思潮的一次酝酿。这一点，肖箑父、李锦全主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提到了。正如陈俊民在《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》中所说，张载关学和整个宋明理学的基本精神，归总为对‘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的追求。李泽厚指出，不是宇宙论、认识论而是人性论才是宋明理学的体系核心[10]，这是正确的。张载虽然夸大了虚的方面，但他以气为道与二程以理为道，是根本不同的。丁伟志认为，张载是二元论者，因为他一方面以气为本原，另方面又把性说成另一本原，因而陷入了矛盾。

《宋明理学史》作为一本全面阐述理学发展史的专著，在论述元明哲学时，提出朱陆合流的问题，认为这种合流虽以陆学为本心论，兼取朱学的某些观点，同时说明王学是揉合朱陆的产物。因此，人是自然界的必然产物，也是自然界目的性的实现。

张载是气本论者，朱熹是理本论者，他们都有各自的范畴体系，但又有共同的思维模式，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。一方面其心本体论发展为王阳明心学，另方面其理不离气说转化为罗钦顺、王廷相到王夫之的气本体论哲学。

而人的问题被归结为心性问题。《宋明理学史》认为，理学是北宋中期反对变法革新的产物，要理解宋代的理学，必须从理学与新学的对立这一线索着眼。

所谓唯物、唯心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。有的从总体上进行分析，有的则从具体时代、具体环节上进行探讨。这里，首先涉及朱熹的思想。[13] 任继愈：《儒教再评价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2年第2期。

理学的教训在于，它没有把这两种目的性作质的区分，这当然同它的天人合一论有密切关系。在方法论上则是知行统一观与知行为二的矛盾。

因为他和程颐一样，反对张载以清虚一大为天道的学说，主张道是形而上者。在我们看来，这正是朱陆分歧之所在。

接着由气进到心性范畴。理既是超越的主宰，又是人世伦常的应当，对个体来说，则是伦理学上的自律。

总之，二程两人虽有不同倾向，但又有一致之处。有人认为，周敦颐、邵康节是理学中很重要的一派，即象数派。在先秦时期，表现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问题。[36] 崔大华在《南宋陆学》中指出，朱陆之间，分歧始终存在而基本方面又始终相同。

在学术界，长期流行一种看法，认为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。除了对他的理气观、格物说、理欲说、辩证法等等进行分别研究之外，其整个体系的特点是什么，也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。

在心性上是无善无恶之性，待欲而成。它不是把自然界作为纯粹客观的对象去认识、去改造，而是赋予人的特点。

他运用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，具体论证了这一观点。赵丽生也指出，王阳明的良知说，在于充分发挥人的内在的思维能量，以求在行中效率高。